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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有人的公务员的生活是如鱼得水，而我却是水里那条漏网之鱼，我不曾期待，所以也不会留恋。但三年公务员生活，给我上了很多人生的课程，是以为记。我说的每句话都是真话，如有必要，也愿意承认都是假话。勿对号入座，有雷同纯巧合。 
（一）   
   那年七月中旬某天，北京下着大雨，一切将尘埃落定，只差最后一步：办手续和转档案。上班入坐办事的柜台后不久，人事处小H的电话就来了，他说雨越来越大了要不等雨停或明天再办，我半开玩笑地说雨再大也来下冰雹也来。遂撑伞去局机关总部，签字、填表、写转出户口承诺函，和大家简短告别后，我攥着半截A4纸大小盖着红章的《辞去公职批复书》，小H抱着我的人事档案，一起走向烟雨袅绕的人才中心。手续一会就办完了，档案被打上封条，将和其他密集的袋子一起挤在某个尘封的架上。至此，我的三年差一个月的北京公务员生活画上句号。     
   回到前几年的那个1月，我在学校外面的街角等女友，那时她正准备过马路还没看到我，我已看到她脸上的喜悦如火焰，而这火焰将由我来浇灭。半小时前京考成绩出来，我以为考了个组织不会拒绝的高分，告诉她应该能进面试，她很高兴说一起吃饭再聊。过了会，我上网看大家讨论才知京考与国考不同，在出初试成绩时会通知是否已进面试。扫了几遍成绩单，没有期盼的这项通知，不愿又不得不面对冰冷的事实：考了个自以为是的高分，但实际上没入围面试。在原本准备庆祝的饭店，我鼓起勇气说了事实，她向我确认了好几次，泪水流过眼角和脸庞，像要流到楼下的水池里。我不知道如何安慰，考试已无关宏旨，头顶上一块石头没砸在脚上，却落在心里的棉花上，从喜到悲的坠落足够沉重却悄无声息，一份痛苦最终要乘以双倍。我向女友做了毕业季的第二个承诺：考不上公务员，我就尽力找个工资高点的工作，至少8千元每月。对于文科应届小硕来说，这个数当然不算高，但找到也真不是特别简单的事。     
   转眼已近年关，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带着低落的心情忙着购买车票等事。差不多两周后，在准备回家的前一两天，一个座机打来电话，对方核对信息后告知我：我报考的职位的前三名入围面试者中有一人主动退出，我将自动递补入围，如果愿意接受，请我按要求提交材料并参加后续面试。我用坚定的立即回复：愿意，果断程度仅次于后来结婚登记时说的同样的那句。又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女友，她提议去给我买套正装西服，商量买什么牌子，我说依文（声明没有收依文一毛的宣传费）的吧，考研面试时也买了件依文休闲西服顺利通过，希望这次也有上次的表现和好运。女友花了三分之一的月工资买了那套青灰色的西服送给我，桑蚕丝面料的轻便又利落。     
   带着忐忑又期待的心情，回家过年，只待了5天，我初三就回北京了，提前准备面试的事。参加了网上某个网友（其自称是原部委的公务员）组织的面试辅导班，一个整天的面试训练，有20位左右人参加，另有一位自称是在职的公务员和组织者对给大家的表现进行点评。没有验证这些组织者的身份，时间也很紧凑短暂，不过还是一些收获的，至少对流程和仪表举止的问题有一些认识。辅导班是收费的，钱不多每人200元（还要刨除场地费等成本），结束的时候才给钱，交钱时我有一点困惑：不排除他们发挥余热为大家指点迷津的成分，但辛苦一整天挣个千八百的，值吗?或者说公务员真的这么窘迫吗？后来，我发现当时的困惑是那么的幼稚。     
   面试公告出来后，才发现同系同专业的某同学也在这个职位的三个面试候选人之列，她是初试第二名，第一名是北大的。猝不及防，我在面试将要开始的前一天感冒了，发烧一直流鼻涕并且是川流不息的那种，吃药挂点滴也远水解不了近渴了。第二天，硬撑着去了面试考场，在北京的东边某区，一个在两年以后将成为北京新的焦点和话题的地方。带着一整包纸巾和满满的焦虑进了考场，考的什么题目和我是怎么回答的已经完全忘干净了，只记得这接近20分钟的时间有近乎一半是在掏纸巾。出了考场，自己对结果不抱任何期待了，对我同学和北大的女生说：祝你们好运，我已经出局了。后来，结果出来也如此，组织选择了北大的女生。     
   我不是范进，不是那个因中举而疯了的中年男人，而是个即三十而立又未立的北漂大龄应届硕士毕业生。范进因喜而疯癫，我因悲而失落。公平地说范进的举人身份比北京市普通公务员要金贵得多，与他比是给自己脸上贴金。我本不想考公务员，硕士毕业时一开始的工作方向也从来没有这个选项，但是因为一个东西的存在又不得不去考，这个东西叫户口，确切地说叫北京户口。户口这个东西，真不该是个重要的东西，不就是一个硬壳夹着几张纸么，但确实又是个有时很要命的东西，这种要命时刻很多人已经耳濡目染。     
   网上说全世界的国家只有某某某几个国家才有户籍制度的说法是否客观，我不知道，只知道我本来也不需要北京户口的，因为女友是北京人，如果我们能结婚，没有非要我有户口不可，如果不和我结婚，我也并非一定要呆在北京不可。可是有件事卡住了我——如果我留在北京我想做律师，那时在北京申请律师执业的前提除了通过司考和找到律所实习外，某协会规定申请律师实习要将档案存在北京的人才市场，而另一些部门又规定户档不能分离，于是档案存在北京的前提是户口也在北京（这只是一般情况，总有二般的例外）。协会与某些部门的大人物们可能无意识联络的决定，造成了某个阶段变相要求有北京户口才能在北京申请律师执业，让本来不需要户口的我却要尽力而为。     
   当时要解决户口，对我来说可能的机会是考公务员包括国考和京考，或者进事业单位并且有正式编制，进北京市属国企或央企。国考虽然也参加了，行测考了70多，但申论居然没及格，对一个文科的硕士来说，这样的结果让自己觉得很羞愧，可能我的答案不是组织想要的。国考前其实还有两个特殊的机会，两个带“安”字的部委直接到学校招聘，指名要招文科男硕，一个部委是招去写材料，一个部委是招去老干局。职位都是公务员编制而且需要参加国考，但职位不对外公开，先面试分数只要过线就可以。其中一个因为我不是D员，另外一个因我没有什么文体特长，都被组织抛弃。只得将方向集中于应聘事业单位、国企、央企，但是还是遇到另外一个拦路虎。     
   这个拦路虎是一个数字：27，指27岁。这是当时北京市人社局对高校应届生走市局通道解决户口的年龄上限，超过此限制一天都不行，范围包括市级事业单位和市属国企。当时还并没有以正式书面文件下达，但下级部门及用人单位实际上都被口头通知。我获得北京户口的希望，基本只剩进入央企这条路了，对我这种学校一般、文科专业、毫无背景、毫无关系的人来说，几率太小了。虽然我没有完全放弃仍然继续向央企投简历，但是重心更多地放在找一个工资尽量高一点也比较适合自己的工作。每天在宿舍里继续努力投简历，有时候一天投几十份，这样的日子持续到4月，有一天在水木BBS上，发现有个国企控股的合资企业想找一个复合专业背景的人进办公室做综合管理工作，于是投简历并得到了面试机会。面试那天，正好赶上经理临时有会，我在公司等了两小时，他开完会才过来面我，简单的问与答以后，给我弄了几个开放式题目，让我写写自己的想法，于是提笔写了一个多小时，经理看后比较满意，说基本上定你了，上级公司人力资源部如果也通过就没问题。后来，经理带着去见了上级国企副总兼人力资源部经理，没有插曲，薪资8千,开始了实习（还没正式毕业）兼试用期的工作生活。     
   5月上旬某一天，同学告诉我北京市公务员开始补录，上网一查，有几个职位我能报，有市属委办局的区县分局，也有区县基层政府机关，我选了前者，同学选了后者。不久后，通知去提交书面材料进行审核，收材料的人告诉我我成绩排岗位第一名，后面两位也已在我之前交了材料。六月初进行面试，地点在党校，进场的时候考场组织者点名，我报考职位的后两位都没有来，这意味着我今天就算面试得零分，组织也得要我了。如果当时系统报名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进入面试，那么今天的面试至少要达到或超过每个面试小组的平均分，才可以晋级。我的面试排序是当天上午最后一个了，面试结束后去卫生间，遇到面试的考官，打了个招呼，后来才知他是我将要去的单位的局长。     
   面试结束，开始政审，局里来了两位人事处的干部，来学校查阅了我的档案，从档案室走出来后问我高考成绩是多少第一志愿报的什么学校，我一一准确回答，后来他们与辅导员和两位同学进行了分别谈话，政审结束。过了两天，局里人事处来电话说档案中有一项材料有些问题，需要明天来局里说明一下，我大概知道是什么问题了。第二天正好是毕业典礼，只能向导师请假，局里是F副局长和人事处的人约我谈话，谈话十几分钟就结束了，没什么大问题，F副局长马上向S局长汇报，回来告诉我：经过研究局里决定同意接收你来我局工作，欢迎。我说谢谢领导，我会努力工作。她说赶紧回去参加毕业典礼吧，可能还来得及。赶回学校典礼已散，和本科时一样，两个重要的毕业礼都没有机会参加，小遗憾，但另一个机遇我没有错过。回公司，和经理聊了一下我公务员面试的结果，我说我要去做公务员了，这边不得不辞职，经理爽快同意，很快地办理好了手续。

（二）

6月底毕业，学校要求毕业生搬出宿舍的最后通牒日子即将临近。我担心没有地方住，准备租房，但又不确定何时上班报到，问了两次，单位都只回复三个字：等通知。只得将部分行李寄放在准备留校读博的同学那，买票回家，回去不到一周，电话来了说马上到局里交材料，赶紧买票回京。一到单位人事处，发现还是只是提交学历等书面材料，问何时上班，仍然回复：等通知。不想被来来回回继续折腾，决定赶紧找房子，遇上一起来人事处的两位未来的准同事，商量着要不一起合租吧，很快租房的事搞定，在离单位1公里外的小区合租了一个三居室，回学校拉来行李，和小伙伴们安顿下来。接下来近两个月，我基本窝在屋里学习，准备9月份的司考（那时还没有改为法考）。8月初，局里通知我们9月1日来单位报到。
9月1日，我们准时去局里报到，交完报到材料后，被领到会议室，外面一圈已坐满人，里面一圈座位是给我们的。会议又是F副局长主持，具体说了什么已忘了，记得住的内容有：今天是开学的日子，欢迎你们，单位也是一个大学校；要放低身段，墩地、打水、擦桌子的活，要主动干不要推三捡四的。会议程序最后一项：念每个人名字和具体的工作部门，然后部门来的人（外圈坐着的）带着自己部门的人回去。刹那，脑海里不知道为什么浮现了沙场秋点兵、又或几百年前非洲海岸人头攒动的交易市场的情景。听到念我的名字和工作部门——局纪检组和机关党委办公室，心里咯噔了一下，有很多问号冒到嗓子眼里却又无法立即得到答案：为什么不是补录填报时的那个部门和职位？为什么我有两个工作部门而其他人只有一个？我不是D员为什么被安排到D委办和纪检科这些D务部门？这些问号，以后才会得到答案。
纪检科Y科长和D办J主任带我回到了办公室，是一间向南的套间，外间是D委办，里间是纪检科。我被介绍给大家，得知D委办人员有J主任，D大哥和我，主管领导为机关D委B书记，纪检科人员有Y科长、小Y，主管领导也是B书记，不过头衔应改为纪检组长。一会，又被Y科长领去见B书记，B书记个头不高，给人的感觉是聪明又绝顶，初看上去有些袁项城的风范，一番寒暄和鼓励后，我退场，Y科长留下继续和B书记说话。快到中午了，Y科长出来和我说一会中午和我们一起出去吃饭，B书记也去。我心想:领导太好了，这么热情，还准备请我这个刚来的小兵吃午饭，太感动了。
午饭时间快到，Y科长开车，J主任、小Y和我一同坐着她的宝马3，跟着前面单位L司机开的帕萨特，里面坐着B书记，一路向西。开了半小时，穿过还算繁华的城区，穿过城乡结合部流着污水的小河，最后到达一个郊区的平房院子里。Y科长一路上跟我们唠叨，都劝过B书记多少次，中午出来吃饭不要开单位的车，万一遇到什么事多么因小失大啊。出来迎接我们的是G主任，单位今年刚退休的原某科科长，院子里的农家饭馆是他开的。陆陆续续又来了几辆车，奥迪A6L里出来的是W主席，单位今年刚退休的前工会主席，其他人等我已忘了。此时，我才明白上午的想法简直荒唐：饭局怎么可能是为我设的呢？我这种小兵只是起凑人数增加热闹程度的作用而已。
中国的官场没有饭局，因为饭局都叫酒局，没有酒怎么能成局？这个局里，有人喜欢喝酒，有人喜欢喝酒的氛围，有人主持酒局，有人要通过喝酒办事，有人通过喝酒给别人办事，还有的人可能不喜欢喝酒但也不得不喝。那天，在坐的几桌人都挺能喝的,我也挺能喝的，并不是因为我真的很能喝而是因为我傻。平时几乎不喝酒，一喝就会上脸，红里透白，白里透红,我分明就是易酒精中毒的体质，可仍有一群白痴说喝酒上脸的人其实酒量很好，他们会找这个由头拼命劝酒。那天也有这样的白痴，加上来单位第一天确实有点激动澎湃，我几乎来者不拒，肚子里很快装了差不多4瓶啤酒，也是我目前为止喝酒的记录，不以为荣。
无论喝多少酒我不都会乱说话或耍酒疯，但是人的脸色会说话，那天我的脸估计已变成了葡萄酒或血豆腐的样子了，让人害怕。他们决定让我先回去，B书记让L司机开车送我回去，Y科长也一起，交代说别回单位了直接回家。一直忍住不要吐在车上的想法在离家500米的路口破灭了，一个刹车后伴随的是一片狼藉，我将所有吸收的东西又返还给了组织。两人送我回家后，安顿我躺在床上休息，几乎感觉嘴里和胃里的酒精分子变成了眼前转圈的气泡慢慢升腾，我却怎么也睡不着。心里想着这魔幻一般的上班第一天，不知道是否通过了“酒精考验”，成为组织的一名合格的同志。过了2小时，接到Y科长的电话，问我情况，我回复说好多了吐出来就没事了，我知道他们怕我出事或者说怕我醉死了。
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随后的一段日子里，我将慢慢适应新的环境，遇见很多新的人，处理很多新的事。开始一段时间，我真的每天都将办公室打扫、墩地一遍，还擦了里外两个房间的桌子，后来Y科长和J主任多次跟我说不用每天打扫，每周弄个一两次就可以了，而且大家轮流来干。后来，又被安排了另外一个重要任务：每周有2天，要在早上给B书记打扫房间、墩地、打开水、泡茶，不能太早因为茶会凉，不能太晚因为要在9点前完成。这个频率是根据B书记主管的工作部门来安排的，纪检科负责3天，其中Y科长1天小Y2天，而D办负责2天，其中我2天，D办的J主任因为早上要接送小孩，D大哥因为年龄不会比B书记小如果安排他会抹不开面子，他们不用当差。
于是每到早上上班前的那一二十分钟时间，领导们的办公室屋里屋外就开始有人忙碌起来，原来不止是我一个人在当差。经过一段时间观察，我发现这些人要么就是跟我一样的新人或年轻人，要么就是虽然年长一些但是属于事业编或者合同制人员。过了几天，我发现B书记的茶叶盒里的袋装大红袍快没有了，寻思是不是去按同样的牌子买了补上。可转念间觉得我被安排来打扫、打水，还勉强算是做某种工作范围内的事（虽然很无奈和荒谬），如果买茶叶补上，就表示我主动突破某种非工作范围的关系或界限。我对这种关系和界限之外的事并没有兴趣，虽然早已了解到B书记和我是同一市县的老乡，如果想攀上这层关系，我可以这么做，但我确实不想如此。
有时，B书记会叫我过去给他看看电脑上的JJ游戏为什么不能玩了，于是给他重新下载再安装；有时，B书记会叫我给他重装一下操作系统，或者帮他向办公室申请购买一个大容量硬盘，安装的事也是我的；有时，B书记中午出去喝酒回来，忘了带办公室钥匙，叫我下去给他开门；有时，B书记叫我过去，到顶楼他的休息室，帮他挪挪花草树木和木架子，每当我干完活拍拍手上的尘土，B书记经常心满意足地对我说：你看这花不错吧。甚至还有一次，B书记叫我过去，掏出了一个老式的德声牌收音机，问我会不会修，那次我真给拒绝了，因为我真的不会。
补充一下关于办公室和休息室的事。休息室是局领导们独自享有的且不对外公开的，其实领导们自己的办公室也只有房间号并没有名称和职务，常常让各种想找局领导的办事群众和不知情的内部职工无处寻觅踪影。休息室的起源说来话长，本来领导们是不需要这些额外的房间的，因为在以前，领导们的办公室都是处于中间楼层向南的大套间，外间可以办公里间可以休息。后来上面对办公面积进行严格限制，领导们的都被“赶到”朝北的小房间里去了，而他们原来的办公室就被局办、D委办、人事处等职能和业务部门“鸠占鹊巢”了。那些原本属于下属部门的朝北的小房间，不仅面积狭小局促，而且到了冬天就会比较阴冷，领导们受不了，有时会到同一楼的局办来遛弯，因为局办处于整个办公楼的黄金地带，通透敞亮外面还带个露天的大阳台。D委办的窗外与大阳台也是相连的，虽然没有门直接通往那边，但很多时候坐在屋子里的我能看到那些领导在冬日阳光的沐浴下，一脸陶醉和幸福的样子。一年多以后，局面发生了变化，领导们又回来了，回到了熟悉的地方：朝南的温暖的明媚的房间。这些原来的套间被改成了合乎规定的单独房间，重新配上了新沙发、办公桌和其他用品，花了多少钱我不知道，原来的各个部门又重回本应属于他们的朝北的阴冷的房间里去了。